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最早关于孤独的体验是放羊，山上空无一人，时间绵长。收音机里播放的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制造出另一个时空。村庄旁的两座山峰远远望去，似乎人能从一个山头跳跃到另一个山头。
安多藏区黄河上游的村庄是他长大的地方，山上是草原，山下有大片庄稼地。万玛上小学的某天，国家水利人员浩荡进村勘测，山峰间距离短，有建水电站的优势。十多年后，施工队涌入村庄，带来了澡堂、电影，村庄犹如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工人与村民间买卖鸡蛋、牛羊，村民盖房子租给外来民工。一些牧民卖掉牛羊，走到山外，找到了更划算的工作。
家人叮嘱万玛好好念书，毕业成为国家干部就不用回来了。爷爷也这么想。他宠爱万玛，相信孙子是自己舅舅—一个有大量经书的宁玛巴僧人的转世，为他买下收音机和一箱连环画。万玛发表小说，偶然地得到机会去北京学电影、成为导演。
在老家拍摄改编自自己小说的《塔洛》，2016年底上映，大概也在这个季节，残雪零星散落山脊上，草开始生长，狂风夜以继日。电线杆一直通往山下，牧羊人塔洛带着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下山进城拍摄身份证照片，失去小辫子、金钱和好记性。推着半路熄火的摩托车往回走，旷野中他握住点燃的炮仗，将惩罚施向自身。
喇叭裤
1980年代，水电站完工之后工人回城，房子空置或被拆掉，但世俗氛围一旦打开便没有再关上的理由。人们渴望财富和脸面，代表荣耀的服饰一年可能只穿戴一次，却可以花掉整年积蓄。信仰同样可以攀比，这户放生了十头羊，另一户就要放生十头牛。
有些老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庄，他们没有进城的理由。万玛初中开始在县城念书，那里丰富而令人向往，县里初中只有一个班级，能从村里小学考上的仅三四人，一批批被淘汰的同伴们留在家中，继续种地放羊的宿命。
上中专时，课本强调的唯物主义让万玛疑惑，人是否真有转世、灵魂是否不死？他曾经深信超自然的力量，见过降神仪式、防雹师斗法—高原天气变化无常，庄稼成熟的那几天，村民聘请防雹师作法将乌云移到别的村庄。雹暴逼近时，防雹师身佩宝刀、口念佛咒，一夫当关。从那时开始，他渐渐偏向神秘主义、不可知论，他的信仰已不再像村人那般“纯粹”。
作家端智嘉在万玛所在的中专教书，边上课边抽烟，常在藏区的杂志《章恰尔》《西藏文学》上发表作品，他的《青春的瀑布》被认为是藏语当代自由诗的开端。端智嘉嘲讽传统观念，倡导婚姻自由。1985年，32岁的端智嘉打开煤气自杀。有人说他在以死唤醒愚昧、落后的民族。
端智嘉身后，他的作品成为1980年代藏区学生们课间几乎最重要的话题。学生背诵端智嘉那些成为范本的散文，在作文中模仿着用一些华丽的词汇、语句。在曾经同校的作家德本加看来，这种模仿或许就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动力。典型的阅读体验是这样的：在文学杂志上看着作者的名字生出羡慕，想象自己能否因写作而出人头地。作家地位神圣，在县上发表一首诗就能成名，被归入文化名人一列，也许被调入文联，命运从此改变。
学生都有些愤青，青少年时期的叛逆由内而外，留长发—街道上被抓住要被剪掉，穿喇叭裤，比较谁的喇叭更敞开，不可一世。那时正学习诗学，有人便将讽刺写入格律诗中：他穿那条裤子，走过去，马路就不用扫了。整治犯罪时期，学生都要参加广场上的公开审判。卡车在村庄中游行，喇叭里的喊声回荡，犯人们胸口挂上牌子。县城法院门口的牌子曾经是万玛单调生活中的一个阅读兴趣，白纸上的毛笔小楷写满某人新奇的涉案细节，每隔一段时间会更换一批。
万玛还记得隔壁宿舍有两个人吵架，过后那人在黑处等着另一人下课回宿舍，悄悄走过去，捅了十几刀。刀子是买的，或者厨房偷拿的。为了抢救伤者，一些学生被叫到医院抽血，抽完血后开小灶补身体，最后那人还是死了。捅人的学生被抓。宣判那天，通知所有学校学生都要参加。万玛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在离行凶者很近的位置。万玛看到他在笑，对着学生和老师笑，笑脸惨淡又伤感。
“就在罗丹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天，他的母亲切忠在尼玛拉姆的搀扶下走出了医院。当她俩缓缓地走到十字街头时，罗丹的母亲切忠似乎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在万玛后来的小说《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中，“我”依老家熟人给的素材构思了结尾，而那人所说的故事实际是，被怂恿、逼迫而不得不常偷盗的罗丹在死刑前咬下母亲的乳头以示愤恨。“我”下决心回去后将它写成小说，那人像是嘲笑似的看“我”一眼。
“好好地体验体验真实的生活吧，不要再挖空心思、自讨苦吃地编造那些个故事了……”
万玛才旦
去北京
中专毕业后，万玛被分配到小学当教师，爷爷觉得可以了，这辈子就这样过去吧。万玛各科都教，晚上独自在学校批改学生成堆的作业，以看书、写作排解孤独。他写下第一篇小说《人与狗》：看护羊群的狗吠声悲凄古怪，人觉得不祥，抡起木棒打死了狗。次日几只羊倒在雪地上，与狼搏斗的狗血肉模糊。追踪暴力的来源，也许与境遇相关，万玛举欣赏的作家余华为例，“他的小说把暴力细节放大让人不舒服，冷冰冰的写法跟他早期经历有关，家在医院病房后面，他是牙医，每天要面对病人的口腔。有人说余华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
四年之后想考大学，单位不肯上报材料，万玛写下愿意自动放弃公职的保证书。在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专业，他将《人与狗》拿给老师看，老师说稍加修改可以拿去《西藏文学》那样的杂志发表。他诚惶诚恐寄出小说，学期快结束时收到了样刊和稿费，在班级里引起一阵轰动。毕业后万玛被分配到州政府当公务员,老家的人看待他有了些不一样。
上班时间签一些合同，盖一些章，在同一个职位上消磨了四五年。生活又回到了程序化的单调里，尽管不满意，但有了自己的家庭，他有些顾虑，以写作作为出口似乎稳妥。想去其他地方当老师或者编辑只能再考硕士，水涨船高，别无选择。硕士时在北京的国家翻译局实习，万玛去北京电影学院校园转了转，并询问了学费。
回青海后，万玛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资助，申请了去北电学电影，因为创作内容新颖，很快被批准。受儿时收音机、连环画、露天及县城电影院中电影的声音与叙事影响，他感到自己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天赋，便顺着模糊的方向改变一眼可见的生活。
去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北京跟到圣城拉萨的距离差不多，遥不可及。村子里有一两个去过拉萨，他们骑马去，走着去，磕长头去，那是一生的荣耀。万玛转而朝东走。
1990年代，导演松太加和万玛在当地文联笔会上初次见面，两人都喜欢新鲜的东西，创作有一些先锋性、实验性—后来才知道，这在内地文坛不算新鲜。第二回开会时两人便偷溜出去谈论电影。“万玛的魄力特别厉害，”松太加回忆，“那时候我想都不敢想到北京学电影，电影门槛太高，北京都是精英人士，北电听说过，但门都没见过。”松太加在西宁的时候没有手机，画室在一个村里面，万玛想找他却错过了，十天后在街上遇见，万玛说已经联系好了北电，问他要不要去。“我不可想象。”松太加说，他们走过繁华的十字街口，太阳下山了背对光线接着聊。松太加顾虑家中母亲、学费，以及所有未知的东西，但万玛蹚出来了，“可能性在了”。
碰上“非典”，计划只能搁置。万玛从学校放假后跟松太加在小电视机上看影片，他告诉松太加，电影好像不是当初我们理解的那样，没办法描述，你去了就知道了。2004年，两人坐绿皮车上下铺提着大箱子走了很长一段路到北电门口。松太加进了摄影进修班，蹭万玛所在文学系的课程学习剧本创作。万玛还想培养一个录音师，松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让也被叫来念录音系。他跟万玛同在西北民族大学念过书，在学校有自己的乐队。
三人在北电背后的黄亭子小区租了一间房，房租是个困难。每天拉片，从盗版碟中补上法国新浪潮、好莱坞黑色经典、伊朗电影及各种，万玛记下密密麻麻的笔记。每天松太加醒来时万玛在看书，松太加睡了，万玛还在看书。
如果没有继续念书、从青海出走，生活会是怎样，万玛说自己从未设想过，但也不难想象：教书几十年，退休；或者公务员职位有些变化，然后退休。松太加跟万玛经历相似，牧区长大，小学任教，电视只有中央一台，没有网络，靠阅读打发时间。领导认为松太加教得好，调他到县里。松太加满以为被重用了能有番大作为，到县里后见一帮老头成天一块儿看报纸、喝白水。
看完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松太加恍惚了一个礼拜。
台湾渔村年轻人跟他老家县城年轻人一样，每天在街道上游荡，打架、泡、无所事事，想离开那片土地但没能力，只能困住，跟长辈、传统、时代格格不入，在别人眼中糟糕透顶。他感到电影似乎不再遥远。等到万玛拍摄第二部长片《寻找智美更登》，松太加和德格才让分别担任摄影师和录音师，那是三人的第一次合作，之后相继执导了影片。
带着所执导的影片再次回村庄放映，万玛仿佛回到儿时挤在大人堆里看露天电影的场景。每个月放映一两场的露天电影是少有的娱乐方式和聚会理由，小孩走出家门，年轻男女相识恋爱，也有人带着弟兄在人堆里寻到平日见不着的仇人了结恩怨。放映最多的是革命题材影片，万玛看着白布上一部战争片中死掉的人在另一部片中再次出现，他有些恍惚。电影为他造梦，从黑白到彩色。
万玛才旦
小辫子
多年后，万玛在新片《撞死了一只羊》中让主人公金巴从结冰河面上的倒影进入梦境。“我抽出刀子，玛扎像捆草堆顺墙角倒了下去—醒来外面阳光灿烂，白花花的太阳光让我睁不开眼。我想：该下车换轮胎了。”（《杀手》，次仁罗布）
十多年前万玛从北京迁回西宁，人变得轻松。双肘搭在桌子时，他像一只伺机而动的毛绒动物，抓头托腮，总是微笑注视人，不怎么爱说话—那副嗓子在老友面前常用来哼唱怀旧金曲或者咕噜出圆舞曲般的藏语，这回因电影宣传而被迫动弹。他轻扶一头栽下的花盆，也不动声色将松垮覆盖咖啡勺的纸巾卷起卷起卷起，闷死勺子。
回老家偶尔会见到过去的同伴，万玛与他们交谈往事总有些隔阂，“像鲁迅在《故乡》中想象闰土”。亲人还留在老家昨那村，他们不习惯西宁的城市生活，万玛带我们返乡拍摄照片，也看望他们。去村庄的路上河流多半干涸，空气中弥漫焚烧杂草、枯枝落叶和垃圾的味道。电商、联通移动宽带上网手机上号的标语竞技，包治结巴、彩钢厂小广告见缝插针。路边堆积大块从黄河挖出来的石头，城里人要买回去放在门口做摆设。有一段时间电站蓄水截流，外来关系户去黄河里抓鱼、淘金。还有一帮人说山上有铜矿，挖了一阵后无功而返。昨那村的房屋翻新不久，是新农村的一致风格。
坐在家中大幅布达拉宫十字绣之下的沙发上，客人被一盆盆馍馍、凉皮、羊肉投喂，砖茶斟满，刀子递上，万玛让学着使。去后山拍摄的路上，家中奶奶拦住隔壁人家叫喊的藏獒，待人过去后带着孙子在矮墙下坐定，在大风里等人回家。前一天，万玛换上华丽西装顺从地在外人眼中的藏区元素象征—塔尔寺中给眼神、比手势、装沉思，任由游客和转经者包围，过后又以“80年代的流氓装扮”在庄稼地中寻找雄性气质。他横穿公路，跳入田埂，在一截截枯黄坚硬、去年收割完的农作物残骸里叉开双腿叫唤。摄影师试图让他身体里的老虎一跃而出，他却只给了一记闷声。
没把他逼到极限，永远没脾气，德格才让说他只见过万玛发过一次火：跟机员非要吃一碗牛肉面，带着机器走了，全剧组等着他。拍摄需要的天光快没了，他吃了一碗又一碗，嚷着要加肉。万玛冲过去要打他。
万玛才旦最近的电影源自偶然看到的一部短篇小说《杀手》，他感到叙述方式新颖，买下版权改编成电影，并融入自己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保留了司机路上遇见杀手的主线，编织枝蔓：司机金巴撞死了一只羊，杀手金巴即将找杀父仇人报仇，两人上路。万玛决定让司机与杀手有同一个名字—金巴，在藏语中是施舍的含义—一人两面、互相补充。
万玛的写作常从一个点开始，只要有了灵感—高产也得益于此，没有框架与梗概，任其发展。比如，“塔洛平常都扎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总是在他的后脑勺上晃来晃去的，很扎眼。”万玛依一个念头写下小说《塔洛》的第一句。塔洛9岁能背《为人民服务》，腔调如诵经，人生非黑即白，重于泰山或者轻如鸿毛。小辫子是他的身份标识。以前许多没经过学校教育的藏民以藏语注音、背诵语录的方式学汉语，因不懂含义、说不标准闹了不少笑话，平时也用不上。上中学时有些老师靠《新华字典》学汉语、背注释，万玛听说其他中学某位老师汉语特别好，标志是能准确说出哪个字在字典的哪个位置。
万玛曾经相信生死之门会打开，现代理性渗入后有所思辨，在小说中他重构那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呈现出混沌、松软与诗意。影片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互相渗透，文化与身份失落。他曾拍摄纪录片《末代防雹师》，片中藏族年轻人认为吟诵和仪式的古老韵律无法赶上时代的节拍，持续的坏天气使邻县采用更激烈的措施—三七高炮来抵抗，科技与古老的法术一争高下。
万玛才旦
河流与岸
如今坐两三个小时飞机能到拉萨，在万玛看来这简直有些荒诞。飞机有如佛教预言中的铁鸟，于是他给新片设计了一个结尾：司机入梦，推开凶手的家门。秃鹫吃掉死羊，天空中飞机飞向太阳。梦醒，司机回到车里，重新回到公路上。
观众喜欢问万玛到底什么意思，他仁慈地设计一些提示、细化有可能的主题并给出一个说法—影片有关复仇、救赎、未来和希望，关于梦。藏族有谚语：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它也会成为你的梦。松太加在新片映后对万玛说，这是最接近他小说气质的电影，淡化剧情，没有清晰的答案，“藏族有一句谚语，小偷只有一个罪，但失主是一百个罪。失主怀疑很多人，扮演有罪之人。”松太加认为影片在传达这个。
松太加前年也回到青海，女儿户口在那里，她就要高考了。松太加正在筹备一部关于南方家庭变迁的影片。早年绘画时他的兴趣与万玛类似—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人的精神变迁，但现在他认为这些是“掌握不了的事”，痕迹像在刻意夸大，观念过时。“河流当中岸的变化不知不觉”，藏民也有享有现代化的权利。他能从万玛身上看到使命感，但使命感这东西太庞大了，他“不敢接招”，也不愿意藏族影片都被归为苦大仇深的严肃一类。哪一天也许他会拍科幻题材。
对于“藏族导演”的身份问题，松太加说了一位画家朋友去国外参加巡展但作品被单独列展的故事，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这是不让一个拳击手在同一平台上参加真正的拳击比赛”。万玛认为身份有时是一个限制，“藏区也有这样的误解：电影能去国外电影节、获奖，就因为拍的是藏族题材。”有时路演碰上带有刻板印象的提问，万玛只能一笑了之。
常有人用影像讲述藏区的故事，用风景明信片的方式加以描绘。1963年的《金沙江畔》讲述藏族人民如何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皮绳上的魂》中，来自卫藏、安多、康巴等不同藏区的角色操着各自的方言自如地交流，完成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2017年的《冈仁波齐》，凭借现代人灵魂的想象性救赎，获得了近一亿票房。松太加执导的《阿拉姜色》同样是发生在朝圣路上的故事，描画普世的个体情感与命运，排片占比0. 5%左右、票房两百多万，看完《冈仁波齐》后，松太加觉得“人精神层面需要这些，就像几年前开始流行戴手串。构建一个想象的西藏，补偿所缺失的信仰”。
拉华加正为新片找投资，影视行业今年不景气。他小万玛20岁，是《塔洛》的执行导演，执导影片《旺扎的雨靴》，讲述藏地农区的小男孩为一双雨靴而奔波的内心波动，并未涉及藏语电影中常见的对信仰和宗教的探讨。
松太加的电影基地在县城里，去年班主任找他喝酒，告诉他县里选择大专院校影视方向的学生两三年内有六七个人，之前基本都选择师范类院校，就业岗位饱和，毕业后只能做点生意。万玛和松太加都有自己的影视公司，带动拉华加这样的后辈们从事电影行业。万玛的弟弟也去剧组拍戏了。早期影片中万玛常用非职业演员，喇嘛和一位小活佛也被说动参演他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
2005年的影片《静静的嘛呢石》讲述身处偏远寺院的小喇嘛过年回家被电视吸引的故事。小喇嘛大约是万玛小时候的样子，对什么都好奇。藏戏演出结束后，演员穿着戏服跟着录音机中的流行乐跳迪斯科，老人们走了，戴着孙悟空面具的小喇嘛站在那儿看着。法会要开始了，父亲要带着《西游记》DVD回家，小喇嘛从寺院追出去找父亲要了空盒子，并将孙悟空面具藏在胸前，试图留住些什么。
片中的小喇嘛两年后还俗了，万玛觉得改变可能跟电影有关，也跟自己有关，便跟拍纪录片，“之前的生活跟现在比的话就像天和地”，小喇嘛结婚生子，跑出租挣不着钱又回去放羊，有了第二个孩子，羊开始生产，小喇嘛参加村里文化班，补办多年未办的结婚证，还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希望孩子上学、识字、过上好日子，一如所有世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