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 | 一件事如果没有被记录，就没有发生

　　2017 年，娄烨在参加一场影展活动时表达了对大银幕的敬畏：“电影从诞生之初，就属于大银幕。”只有在大银幕上，电影才能原原本本传达出它想要传达的东西。此时，距离作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拍摄完成已经过去一年，但能不能上映还不得而知。

　　

 

　　陈妍希、秦昊、马思纯、井柏然、宋佳、张颂文

　　很高兴五年以后，我等到了这个故事

　　娄烨第一次来到冼村，是在筹备电影《浮城谜事》的2011 年。他为了看景，把全国各大城市跑了个遍，到过深圳、东莞，也没落下广州冼村。但思来想去，还是把《浮城谜事》的拍摄地点定在了武汉。他想等待一个真正发生在广州的故事，一个真正属于冼村的故事。五年后，他等到了。

　　在一次飞行途中，娄烨与监制张家鲁聊起冼村，聊起改革开放，聊起顽固滞留在地图上的老房子和被城镇化推着往前走的人，两人一拍即合，定下了这部后来被叫作《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电影的拍摄计划。有了计划，娄烨立刻重回广州看景，和他的团队们再次来到冼村，写作这个空间的故事。在广州，像冼村这样的城中村曾经有304 个，总面积可达716 平方米，面积基本相当于整个新加坡。约600 万人在这繁华的都市角落里，外面精致浮华，身边破旧落寞。他们，和他们的家，被一群钢铁巨人团团围困，像光鲜亮丽的名模脸上的疤痕，突兀又合理，醒目又衰颓。

　　

 

　　井柏然

　　五年过去，冼村经历了几次拆迁的动工与停工，变得更加破败。“但依然在那里存在，并且和周边共同构成了一种极其特别的城市景观。”那时候电影的名字、剧本、演员……一切都没有定下来，但在娄烨眼中，冼村的景观与地理的构成，已经呈现并表达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内容和意义。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你一定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仿佛天然带有某种戏剧张力的空间，在废墟空地上赤裸着上半身踢球的孩子，大中午蹲在大厦阴影里蹭网的青年和用几块拆迁房里捡来的砖头支着破门板打扑克的老人，共同构成了这个空间。而村口被砸掉一半的墙面上密密麻麻泛着潮气的小广告，则一边用加粗的硕大字体把村里剩余空房的招租信息公之于众，一边又蛮横地遮挡住外界目光多余的探寻。

　　在这里，娄烨的镜头顺着大把裸露在外的黑色胶皮电线弯弯绕绕，编织出一个写满猛烈冲突与隐秘欲望的时代故事。

　　

 

　　马思纯

　　不过，一个故事的完成，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是故事文本的确定。

　　拍摄一部带有改革开放背景的电影，是娄烨一直以来的想法。从一个网络故事雏形开始，到时代背景、流行史以及地域美学的考据，娄烨和他的团队们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推倒重来。有过很多版剧本，也用过很多个名字，之前网上流传的《地狱恋人》就是曾经的片名之一。

　　

 

　　井柏然、马思纯

　　不过，不论剧本和片名如何改动，电影的故事内核始终如一。“我通常不会因为片名改动内容。”娄烨说，“讲这个爱情和犯罪联结的故事，是因为所有美好的愿望，可能不必然导致美好的结果，比如深刻的爱情。两个人的私情影响到一个家庭，进而影响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家庭，直至整个社会。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经常发生的事情。”

　　敲定故事文本，只是整个电影写作的开始，娄烨说过：“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实际上都是剧本的写作过程。”

　　

 

　　秦昊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在影像层面逼近“真实”。真实，是娄烨始终想要在电影里探讨的命题。在这部电影里，为了不留痕迹地用虚构的电影完成写实，他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引入多个视角进行叙事。在新闻报道中，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双信源“double-check”，以此保障报道的真实性。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里，同一个故事的拍摄视角，也涵盖了几乎所有主要角色——警察、富商、官员、个体户、赴港读书的学生和台胞连阿云。这部电影包罗各个阶层，就像一个社会的缩影。不同身份的人对于时代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只有用多个视角讲述，才能尽可能在叙述中逼近真实。“我根本不相信单一视角的叙述。无论是对这个故事，还是对故事所呈现的社会背景，单一视角叙述没有可信度，也不具有合法性。”

　　同时，娄烨还有意使用了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在娄烨看来：“摄影机应该跟随在人物、事件、故事之后，而不是抢在前面。”虽然最后剪辑完成的电影在时间线上不断跳跃，夹杂着大量倒叙与插叙，但在拍摄时，这部电影却坚持用最“不电影”的手法，尽量按照时间顺序拍摄，像纪录片一样，让演员完整活过角色的一生。